這兩人在兩性關係上各玩各的，於權力關係上卻是完美互補。
」詩君心理師說道，「我聽到很多病人在臥床時後悔，說他很遺憾，沒辦法做他真正想做事情，因為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倒下。」詩君心理師說： 「健康的人會覺得自己離生病、失能或死亡好遠，但藉由《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討論，我們更能感受生命的有限性。
」 許多病人因在生病期間受到家人盡心盡力的照顧，可能會害怕讓家人失望而不敢堅持想要的醫療決策，或是雖然了解自己想要什麼，卻沒辦法好好與家屬溝通，即使自己想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但家屬仍可能會憤怒地認為病人想要放棄。臨床心理師像是橋梁，連結起參與諮商的所有人，讓人可以說出自己心裡的想望。」 過去台灣民眾不太談生死的概念，家屬在家也很難向病人提起，但到了醫療場域，大家比較可以接受醫療人員與自己討論未來的治療計畫，例如，當治療到了極限時，病人希望如何被對待。透過對於善終的討論，反思生命有限性，使我們更懂得把握最想珍惜的人事物，活出生命的價值。華人社會的特色之一是緊密的人際連結，往往不是自己做決定就可以，因此在這過程中也會邀請民眾帶二等親以內的家人一同前往，可以更了解彼此的心意與顧慮。
」 臨床心理師能夠協助醫療團隊鑑別心智功能的障礙。「有思考的人，不一定活得比較開心，但經過思考的，或許會活得比較不後悔。我一直在告訴你故事，這是一個我必須得說的故事，而且是事實。
──《三個傻瓜》、《來自星星的傻瓜PK》導演Raju Hirani 《三個傻瓜》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u Hirani）的座右銘「電影就是娛樂」，認為電影必須是真實而有趣的：「我告訴我的演員不要刻意搞笑，只要表現得真實，觀眾就會因為這個傢伙陷入了一個有趣的境地而笑。」他說明，他必須始終保持精力與警惕，致力將精彩劇本呈現在大螢幕上。──阿米爾罕 即使擁戴一切的阿米爾罕，仍不過養尊處優的日子，反而走入印度民間，揭開那些讓人垂憐的故事。」 「一旦你開始拍攝面對鏡頭，你就不會看到其他演員，所以你必須自己判斷，其他演員也是。
他發現：「人類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相似，他們有著同樣的感受、同樣的夢想和同樣的鬥爭。他的道德勇氣，也讓一些州政府開始採取強而有力政治行動。
他透過講笑話的方式，與小朋友們關係更加親近，他更笑稱自己成了孩子王。還製作電視節目《真相訪談》，讓印度陋習攤在陽光下，使世界關注印度人權問題。延伸閱讀：Coldplay樂團〈Up & Up〉合成超現實場景，拼貼藝術反映世界面貌 做其他人不去做的事──深度談論節目《真相訪談》揭印度陋習 基本上，我只做了我想做的事，它表明人們已做好改變準備，印度願意做出改變。」他曾聲明，無論他所做的事情，在其他人眼裡有多麽荒誕奇怪，但這些電影的成功，都表明了觀眾擁有更大的接受程度。
」 這點與阿米爾罕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也是他在電影製作選擇上考量的因素之一，但是他更希望把他所見的動人故事傳遞出去。同時，也介紹他製作深度談論節目《真相訪談》時的立意宗旨。敢於突破現有框架的阿米爾罕，更被外媒定位為「印度的良心」。」 另外，《心中的小星星》剪輯師迪帕巴蒂亞（Deepa Bhatia），更仔細篩選畫面，追求孩子們誠實而自然的演出，不容許將任何一點虛假色彩剪入電影：「這部電影拍了超過1000個鏡頭，需要花較多時間精挑細選畫面。
此外，要與十萬人民溝通，必須確保言論內容是人民可以消費與理解的，他強調要以有趣、堅定誠實的方式和觀眾交談：「這就是我一生中都在做的事情。」 「『事實』這個詞並沒有讓人失望。
」 做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事情，我很興奮，但我也對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害怕，然而這絕不會阻止我傾盡全力，做我所選擇的事情，不管在人們眼裡多麼奇怪與荒謬。作為演員，為了呈現真實的演出，他必須在活化台詞上做準備，使其更貼近角色。
」他補充：「通常人類的行為不會如實表現感覺。傳統印度電影發揚國際 圖片來源：《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劇照 圖片來源：《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劇照 「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李小龍在印度非常受歡迎，我認為他是富有創造力的人，能真正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同時身兼製片的阿米爾罕表示：「我必須在拍攝當天結束後的晚上，才能規劃第二天的行程。」他們透過廣播電台與網站搜集信息，以新聞方式對每個主題進行徹底研究。他曾說：「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確保作品的品質，我想做出好的作品，也傾注心力於這件事上。」阿米爾罕提及，他以從業經歷中所學到的能力，竭盡所能將新聞與故事連結：「我盡我最大的力量，告訴大家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以我過往累積的影像製作經歷與溝通能力，將故事傳達給社會大眾。
」 阿米爾罕選擇製作他所相信的電影，並對影像品質嚴格把關，如今寶萊塢電影也不再如從前以追求娛樂為主，更多的從業人員漸漸願意做不一樣的嘗試。達席爾薩法瑞（Darsheel Safary）扮演患有閱讀障礙的兒童，他真誠且自然流露的演技，讓這部片更加真實與動人。
從阿米爾罕過往的作品中，他常選擇一些具有社會議題的電影，比如《心中的小星星》、《三個傻瓜》中提及孩子的教育面相，《來自星星的傻瓜PK》大膽挑戰宗教議題，《隱藏的大明星》、《我與我的冠軍女兒》則提倡了女性自主意識等等，都揭露出印度社會的深層問題。」阿米爾罕從小在李小龍的電影耳濡目染下，體會到創意的影視製作人才，會真正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讓大眾體驗其他的國家和文化。
──《心中的小星星》導演阿米爾罕 《心中的小星星》是阿米爾罕首部執導的作品，他同時也是這部片的導演、製片與演員，因此肩負更多的責任與壓力。「在這個節目中，我們試圖將核心新聞，以及我過去經歷培養的溝通技巧結合在一起。
」 阿米爾罕舉例，當人們受傷時，不是因為感覺疼痛而表現疼痛，更有層次的表演應為：「我受傷了，卻不表現出來，但我的行為會讓觀眾理解它。」阿米爾罕表示，他認為他在現場最大的挑戰，就是打破僵局2006年第三代林蔚山接棒成為董事長。2015年，投保中心以前董事長林蔚山涉嫌掏空公司，並二審判決有罪為理由，向法院起訴請求解除林蔚山的董事長職務，然一審及二審法院以林蔚山的掏空行為發生在前，投資人保護法公布在後，以法律不溯及既往為理由駁回投保中心的請求。
該案的背景為林蔚山私人投資之通達國際公司向銀行借款累積達13億元，該些借款均由林蔚山擔任連帶保證人，結果通達公司財務狀況急遽惡化，且銀行被發現利用假財報借錢，林蔚山為避免遭到追償，竟然利用大同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尚投公司併購通達公司並擔任通達公司的連帶保證人，等於拿大同公司的錢幫自己還債，大同公司因此遭受至少13億1,743萬5,212元之損失。引用黃國昌的分析，過去三年來，大同公司整個集團的市值從988億5千萬元大幅萎縮到286億6千萬元，合併財務報表中的淨損達到402億6千萬元。
以美國來說，公司治理獲得公眾關注的契機便是著名的安隆公司醜聞，該公司利用技巧讓會計財報呈現高度獲利，藉此提高公司股價吸引投資人買進股票，高層則藉此出售股票套利，最終紙包不住火，安隆公司的股價在短短的24天竟跌到低於1美元，引發投資人的恐慌，美國國會遂制定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監管力道。其中，三家子公司華映、綠能、美國大同相繼宣告破產，並大量解僱5千多名員工，公司長期以來都處於虧損狀態，更導致公司18年來都沒發過股利，公司長年營運績效表現不佳，但公司高層仍能牢牢掌握經營權寶座，令股民怨聲載道。
且因股數減少，每股淨值從減資前之7元上升到12元，後續的私募卻仍用每股7元進行，當然會引起投資市場的不滿，最後在反彈聲浪中私募停止進行。在林蔚山因掏空案遭起訴後，當時的獨立董事呂東英提議解除董事長，但因其他董事持保留態度，最後議案未獲通過。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108年6月17日 大同公司高層涉嫌掏空，小股東卻無制衡機制 此外，前董事長林蔚山因涉嫌掏空大同公司，於 2011年遭到起訴。2010年，大同轉投資的華映公司虧損嚴重，導致大同公司帳面上出現鉅額虧損，大同公司董事會因此決議以形式減資之方式打消虧損，並於同日決議以每股7元進行上限為 12億元之私募，引起市場一片譁然，關鍵在於形式減資之幅度為 57.88%，亦即每位股東手上的每張股票從1000股縮水為421股，但同步進行的私募不開放一般投資人參與，間接形成稀釋股權的效果。可知欠缺合理公司治理機制監督制衡公司高層，投資人權益難獲保障。但是到底公司治理是什麼、公司該如何治理等等事項，卻好像很少人討論。
現在的董事長則是林蔚山的配偶林郭文艷。以最近因黃國昌受邀提名為獨董的大同公司（2371）為例，該公司由第一代林尚志於日本時期大正7年（1918）創立，第二代林挺生接班後於二戰結束後改名「大同製鋼機械公司」，並在1962年2月9日正式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掛牌，躋身台灣第一批上市企業。
在台灣，公司治理的難題在於許多龍頭企業多半是家族企業，因此公司多半由特定家族所掌握，「傳子不傳賢」的情況十分常見。但是當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勢必得開始引入外部資金，除了尋找大型投資人挹注資金外，也常須考量將股票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讓自己公司的股票於公開市場流通，這間公司跟整體社會有了更高度的利益結合，如果公司決策核心利用權勢牟取私利，成本代價將由全體社會一起承受，因此公司治理對於公開發行股票的上市櫃公司來說，相對變得非常重要。
本文就從大同公司作為切入點，一起探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全案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林蔚山判有期徒刑八年，現已入獄服刑。